韩愈，文起八代之衰，作为古文运动的泰斗级领袖，唐代文学巨匠，韩愈排在唐宋八大家之首，当之无愧。
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散文大家的合称，即唐代的韩愈，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。其中，韩愈、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，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，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，苏轼是苏辙的哥哥，三个人又合称“三苏”，欧阳修是苏轼、苏辙、曾巩三人的老师，王安石、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。他们都主张破骈为散，倡导古散文，反对骈文，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坛影响深远。
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排序一直是有很大的争议的，最没有争议的排序恐怕只有按拼音排序或按笔画排序了，但这种排法没什么意义。
如果按时间排序，是这样的：
1、韩愈（768年-824年）
2、柳宗元（773年-819年）
3、欧阳修（1007年-1072年）
4、苏洵（1009年-1066年）
5、曾巩（1019年-1083年）
6、王安石（1021年-1086年）
7、苏轼（1037年-1101年）
8、苏辙（1039年-1112年）
很多人按照年代排序的时候会把三苏放在一块，不会把三苏分开，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是这么排的：
1、韩愈（768年-824年）
2、柳宗元（773年-819年）
3、欧阳修（1007年-1072年）
4、苏洵（1009年-1066年）
5、苏轼（1037年-1101年）
6、苏辙（1039年-1112年）
7、曾巩（1019年-1083年）
8、王安石（1021年-1086年）
如果从个人文学成就和对当时及后世文坛的影响来看，就不能按时间排序了。但文学成就和文学贡献是比较难去评断的，所以，不管怎么排，都会有争议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。非要排序的话，只能说我比较认同下面的这个排法：
1、韩愈（文起八代之衰，古文运动的泰斗级领袖，唐代文学巨匠，唐宋八大家之首，当之无愧。）
2、柳宗元（唐代古文运动的继任领袖）
3、欧阳修（北宋文坛的领袖，苏轼称之为“欧阳子，今之韩愈也”，就是“宋代的韩愈”，这个评价非常高，但却实至名归。苏轼、苏辙、曾巩都是欧阳修的学生，王安石是在欧阳修极力举荐之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，苏洵的文章也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推进。论资排辈，欧阳修排在“宋代六大家”之首，苏轼都不会有异议。）
4、苏轼（三苏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，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文学和艺术全才。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。）
5、王安石（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核心推动者，同时还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。）
6、苏洵（有人说苏洵沾了苏轼的光，进了《三字经》，“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奋，读书籍。”据说说的就是苏洵的故事，有待考证。从文学成就的角度，我觉得是苏轼的光芒太耀眼了，苏洵和苏辙做为他的父亲和兄弟，再有才华也很难凸显。）
7、苏辙（能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，只是，我们应该很少有人读过他的诗文。）
8、曾巩（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、核心骨干，和苏辙一样，曾巩的诗文，我们也很少见，说明对后世的影响没那么大，所以排在后面。）
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，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、苏洵、苏辙 (苏轼，苏洵，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)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(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)。
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韩愈(768～824)，字退之，是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河阳(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)人。祖籍河北昌黎，，世称韩昌黎，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，又称韩文公。
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勇夺三军之帅”(八代：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);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;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，称为“杜诗韩笔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《师说》等。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，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，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，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，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，如“落井下石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杂乱无章”等。
柳宗元（公元773年—公元819年11月28日），字子厚，汉族，河东（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）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“柳河东”、 “河东先生”，因官终柳州刺史，又称“柳柳州”。
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“韩柳”，与刘禹锡并称“刘柳”，与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并称“王孟韦柳”。
北宋散文家苏洵（号老泉，字明允）和他的儿子苏轼（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世人称为苏东坡）、苏辙（ 字子由，自号颍滨遗老。1039～1112) 。史称“三苏”（苏洵是苏轼、苏辙的父亲，苏轼是苏辙的哥哥。)
宋仁宗嘉定初年，苏洵和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(今河南开封市）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，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。士大夫争相传诵，一时学者竞相仿效。
欧阳修（1007年8月1日－1072年9月22日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，汉族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）人，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。因吉州原属庐陵郡，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官至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公。
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。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，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。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，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。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，也对诗风、词风进行了革新。在史学方面，也有较高成就，他曾主修《新唐书》，并独撰《新五代史》。有《欧阳文忠集》传世。
王安石（1021年12月18日－1086年5月21日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汉族，临川（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）人，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势，新法皆废，郁然病逝于钟山，追赠太傅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获谥“文”，故世称王文公。
在文学上，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。其散文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论点鲜明，逻辑严密，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；其诗“学杜得其瘦硬”，擅长于说理与修辞，晚年诗风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，世称“王荆公体”；其词写物咏怀吊古，意境空阔苍茫，形象淡远纯朴，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。有《王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等存世。
曾巩（1019年9月30日—1083年4月30日），字子固，汉族，建昌军南丰（今江西省南丰县）人，后居临川，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政治家。
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，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。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，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，文道结合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。他的散文大都是“明道”之作，文风以“古雅、平正、冲和”见称。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、韩愈两家之长，古雅本正，温厚典雅，章法严谨，长于说理，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。曾巩为文，自然淳朴，而不甚讲究文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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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来
"唐宋八大家"之名起于明初，朱右选了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三苏、王安石、曾巩八人的文章编为《八先生文集》，于是开始有八家之名。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《文编》，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，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，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此后不久，茅坤又在《文编》基础上编选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。唐宋八大家的名号，才由此正式确立。通行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164卷，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。清代魏源有《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》8卷。
二、唐宋八大家的评选标准
清人方东树说："唐、宋以来，号能文者，无虑数十百家日久论定，其卓然不可易者，八家而已。"他认为八大家罕有伦比的典范地位，是千百年历史沙汰的结果。
"唐宋八大家"的入选标准倾向于对散文的历史性贡献，唐宋八大家提倡散文，反对骈文，韩愈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（东汉，两晋，南朝宋齐梁陈，隋朝）提出"不平则鸣"。柳宗元则写的一手山水，欧阳修是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提出"词穷而后工"，被尊为"文圣"，对宋代其他作家文章影响很大。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挥毫洒脱，苏洵的《六国论》，苏辙的《南行集》。王安石文章劲拔，曾巩文风严谨。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，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，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。
唐顺之、茅坤等人提出唐宋八大家的称号，并为他们编选文集，目的是为了给学古文的人提供一种范式。唐顺之在《文编序》中称他所编的这本文集是"文之工匠，而法之至也"，把它看成作文的最高法则。茅坤也把八大家文看成古文的"正统"。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明前期李梦阳等人提倡"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"的主张而发的。明代初年，文坛上流行着一种内容空虚、雍容典雅的台阁体。于是唐顺之、王慎中、茅坤等人对这种拟古的风气提出了批评，他们认为唐宋文才是真正善学秦汉的榜样。
三、对评判标准的评价
八大家文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能各自探得事物的情理，并通过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，不是那些专门用力于"区区句字"的人可比。他们的基本主张，是"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"，这说明他们还是看到唐宋人之所以成为继承秦汉古文的典范，就因为他们学到了最主要的一条法：把自然作为最高的法则。
不过，唐顺之、王慎中、茅坤等"唐宋派"古文家虽然推崇八大家文，但对八家文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。由于他们选文首先从文章是否合于儒家正道的标准出发，据此评判作家的思想是否"醇正"，所以三苏的文章因受《战国策》影响较大，就被他们视为"巧辩之词"，不合"正大之旨"。王安石则更是被斥为"以学术坏天下"，而后又因"用之而祸天下"。茅坤本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，认为"木讷蹇涩"，不够生动流畅。只是因为他写的一些书序等文章受到朱熹的称赏，又善于阐发六经精义，所以将他列入其中。而王慎中、唐顺之则因为朱熹文章受曾巩影响较大，都极力推崇曾巩。根据这样的选录标准，《八大家文钞》所收入的大多是不违背儒家教义的文章，没有全面反映八大家的成就。
总之，尽管明清文人推出唐宋八大家作为古代散文的典范，各有自己的目的，取舍爱好也并不一致。但总的看来，八大家文确实可以代表唐宋散文的主要成就。所以这一名称能够为后人普遍接受。
